全球球精选！怀疑被偷拍的川大女生，犯了什么法

“这类案件中，女性的维权成本确实比较高，需要更全面、更有智慧地考虑问题。男性有时候也不要认为女性过度紧张、过度敏感，因为处心积虑偷拍的人是客观存在的。女性的恐惧需要我们去了解、去体谅，这应当是公共教育的一部分。”

近日，川大女生曝光大叔偷拍一事持续引发热议。川大女生道歉并与对方和解后，为何批评热度不减？她的行为构成诽谤、诬告吗？针对舆论场上备受关注的争议点，新周刊采访了两位律师。

作者 | 吞拿

(资料图)

编辑 | 晏非

题图 |《女神降临2》

地铁上，“防偷拍”和“防诬陷”，哪一个更防不胜防？

2023年6月7日，广州地铁8号线上，一男性乘客蹲在地上玩手机时被一女子怀疑偷拍，女子要求该男乘客打开手机相册让其检查，以便“自证清白”。随后，该女子在并未发现偷拍照的情况下，仍在微博曝光该男子的视频。引发争议后，该女子删除了这条微博。

事件发酵后，该女子被曝出是四川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，而被要求自证的男子是一位“农民工大叔”。涉事双方的性别、身份、代际标签形成了鲜明对照，牵扯出围观者汹涌的情绪和疑问，“大叔被疑偷拍自证清白后仍遭女子曝光”相关话题不断冲上微博热搜。

据悉，当地警方在此前已介入处理，双方达成和解。随后，该女子在微博公开道歉，男子及家属则向媒体表示“还想再给她一次机会”，但网友的怒意远未平息。面对舆论，四川大学研究生院称“将依规依纪处理”。

围绕该事件中举证和自证的合理性及困难、舆论和机构的权力边界、偷拍的泛滥和规避等焦点议题，新周刊记者采访了广东知恒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丁雅清、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晓莹。

担心性骚扰诬告，意义不大

新周刊：从法律意义上讲，什么是诽谤、诬告？根据现有信息，该女子的做法是否构成诽谤罪？如果不构成，涉事女子可能违反了什么法律？

董晓莹：刑法上有诽谤罪、侮辱罪，一般由被害人向法院起诉，要达到相当高的条件才能刑事立案，除非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、危害了社会公众秩序或国家利益，公检机关才会去做立案。根据现有信息， 该女子的做法很难说构成诽谤罪，同时那位男士目前也没有去起诉她的打算。

从民事侵权的角度看，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，公然侮辱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，是可以追究行政责任的，一般是处5天以下拘留或500以下罚款；情节更严重，可能面对更长时间的拘留和更高罚款。这种情况需要当事人报警，让警察来处理。

（图/《奇怪的搭档》）

丁雅清：不管我们讨论的是侮辱、诽谤还是诬告陷害等罪名，前提都是得产生了损害后果，才能从法律的角度去定性。在这个事件里， 这位男士其实没有偷拍，也没有人认为他偷拍，反而是女生的做法引发了争议。既然没有让人产生这样的认知， 也就很难说对该男士的名誉造成影响，所以从诬告陷害或侮辱诽谤的角度来认定，是比较难的。目前看起来最接近的，应该是侵害了该男士的肖像权。

董晓莹：就这个事件而言，这个女生可能涉嫌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、肖像权，但民事立案需要当事人提供证据去法院起诉，等待法院的判决。 目前看来二人已达成和解，因此该女子也没有被认定构成什么违法事实或罪名。

（图/《奇怪的搭档》）

新周刊：就国内的数据来看，偷拍和性骚扰类案件的诬告比例大概是多少？

丁雅清：性骚扰等议题在国内其实还比较新，直到2019年才被写进《民法典》，此前都是散在妇女权益保障法和一些部门规章条例里，相关的数据其实还很少。

董晓莹：性骚扰、性侵害的报案率都是非常低的，“诬告率”更谈不上了。我觉得现在谈性骚扰类案件的诬告率其实意义不大， 因为连报案的都非常少。

《黑暗荣耀》第二季中，幼儿园老师偷拍女童裙底。

新周刊：当一位女性在地铁等公共场所怀疑自己被他人偷拍时，可以采取怎样的合法的反应或行动？

丁雅清：其实女生在前半段的处理是没有问题的，男士的行为也相当配合。她觉得自己被偷拍了，就跟这个男士商量，确认一下他到底拍没拍；发现这个男士没有拍，其实这个事情就结束了，也没有什么问题。如果对方不配合，就请求第三方的协助。

这次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该女生后续的行为。男士当面证实了没有拍她后，她还把人家的视频发到网上，还加入了一些主观色彩的议论。

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，被怀疑的人 可能不会这么配合地让你检查手机，反而很容易发生争吵甚至肢体冲突，而女性往往是吃亏的。因此我个人非常建议让第三方介入，比如地铁站的工作人员、警察等，或者拨打12345之类的热线求助，通过官方和正规途径进行协商处理。

（图/《就算敏感点也无妨》）

新周刊：依法维权的过程会有哪些成本和阻碍？现行法律在这方面是否存在模糊和空缺？

董晓莹：我们国家的现行法律对于性骚扰已经有一个相对明确的案由了，对隐私权、名誉权的规定也相对完善。但在实际操作中，获取证据会比较困难。 女性本身能够勇敢地去替自己说话已经是最难的一步了，发声之后的取证也很不容易。比如被偷拍，对方如果手快，现场直接删了的话就很难取到证。这是比较现实的情况。

新周刊：出于对维权成本的担忧，有人建议面对偷拍者也用手机拍对方，这种做法有效吗？存在什么风险？

董晓莹：直接拍摄对方或许可以产生一定的震慑作用，但是如果公开去发布，可能会涉嫌违法，在现在的网络环境下还可能招来对双方的网络暴力，导致二次伤害的造成。我觉得还是要三思而行。

6月11日，四川成都，董同学外出坐地铁时遇到对面男子偷拍，便勇敢上前让其删除。董同学表示，当时是跟这个男子坐一起的女生看到后过来提醒的，当时第一反应就是用手机拍下来以保存证据，发现他很淡定地把照片删了。（图/视频截图）

新周刊：作为被怀疑的对象，是否有“自证清白”的义务？被怀疑者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？

丁雅清：男士的行为其实就是自证清白，所以通过这个视频，大部分人都相信他是清白的，这是一种方式。但也有一些人会觉得，我没有必要向你暴露我的隐私，这也是有可能的，法律上没有自证清白义务。对于怀疑者和被怀疑者双方来说，我都建议让第三方介入。

新周刊：这位男士被对方要求检查手机相册，这种情况可以算是自愿吗？

董晓莹：一个男性想拒绝一个女性看手机，这是很容易的。女生提出了要求，他也要愿意给她看她才能看，没办法强迫他。

在一轮轮舆论的冲刷下，人们更难展开良性沟通，可能会在无形中助长蓄意偷拍者的气焰。（图/微博截图）

新周刊：作为潜在的被侵权者，是否有权利查看他人的手机/云端等信息？如果没权利查看对方的手机，怎么证明其是否被偷拍？

董晓莹：其实是没有权利的，只能跟对方沟通，对方愿意才行，否则就要想办法获取人证或物证。

新周刊：拍照和偷拍的界限是什么，应该由谁界定？

董晓莹：界限在于“偷”字，即是否知情自愿。偷拍可以理解为未经别人允许去拍摄别人，涉及侵犯他人的肖像权、隐私权，如果拿到网上去传播，可能侵害了他人的名誉权；如果拍的是黄色视频，还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等等。 《民法典》删除“以营利为目的”才构成侵害肖像权这一要素，所以 只要未经对方同意传播，就已经违法。

大学应以教育为主，

被网暴同样可以维权

新周刊：目前，四川大学回应将依规依纪处理涉事女子。在该类事件中，学校校规有怎样的效力？如何判断学校的处理是否越界？

丁雅清：在校外的行为，除非给学校造成了不好的影响、名誉的损失，否则我不认为学校有必要进行处罚。我挺好奇这件事学校会怎么处置，在没有诉讼的情况下，司法没有判断这件事是否违法，大学是否能够替代法院去判断女生的行为违法，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。

该女生 如果认为学校的处理不合适，也有维护自己权利的方式，比如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。 至于有没有达 到 警告或开除的程度，我觉得学校也要谨慎考量。大学以教育为主，或许可以通过谈话之类的方式去进行教育。

董晓莹：我们国家的校规肯定是不能跟法律相抵触的，不能侵害公民基本权利。学校本身的行政措施对于在学校内的师生有约束力，如果越界、不公的话，学生可以去沟通，也可以向法院起诉，让法院来判断学校的处理是否合法。

（图/《只是先出生的我》）

新周刊：在近期一些类似的社会事件中，网络舆论可能会要求涉事个人的学校、单位发声并“处理”当事人，这样的情况是否会导致学校等机构行政权力的泛化？当法律存在模糊和空白的地带，或法律执行层面难以推进时，如何既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，又防止网络暴力、道德审判和权利滥用？

丁雅清：我印象很深的一个事件是上海某高校的一名在读研究生嫖娼，然后被学校开除了。当然这个行为是不对的，但是不是有嫖娼行为 的就没有资格读研、拿研究生学位呢？学校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去干涉个人的私生活和道德，我觉得存在可以讨论的空间。

就这次事件，当事人双方和解，涉事女生公开道歉后，学校是否还需要进行处理、有没有必要把手伸这么长，也是有待商榷的。

这类案件中，女性的维权成本 确实 比较高，需要更全面、更有智慧地考虑问题。但她们的过激反应，也需要我们去了解、去理解，这应当是公共教育的一部分。

（图/《就算敏感点也无妨》）

新周刊：有网友提出，有些国家会通过相机不能静音拍摄、按下快门就一定会发出声音等方式来限制偷拍行为。这类技术向的规避方式，是否能够有效降低偷拍发生的频率？您认为这能够解决偷拍问题吗？

丁雅清：技术能够在一定层面上阻止一些人，但也是有局限性的。那些处心积虑要去偷拍的人，其实有各种专业的偷拍设备，比如偷拍眼镜、偷拍手表、偷拍鞋，等等。如果他愿意，就一定有办法可以买到这些东西。

所以男性有时候也不要认为女性过度紧张、过度敏感，因为去干这些事情的人是客观存在的。

董晓莹：如果说效果还不错的话，我倒建议可以采用。

（图/《就算敏感点也无妨》）

新周刊：从偷拍产业链以及传播上，我们或许还可以从哪些环节进行规避？

丁雅清：一方面是像我所说的这些 专业偷拍设备，针孔摄像头、偷拍鞋之类的东西，其实可以在生产环节去进行查处，像这种东西就不应该在市场上出现，我相信执法部门是有办法进行相关的处理的。另外，偷拍的照片、视频，最后一定是会流出的，在流出的过程中其实也有相应的一些方式去进行干涉，比如封号、处罚发布者等等。其实 从技术层面来讲，查偷拍产业跟查电信诈骗有一些类似之处。

董晓莹：我认为 根本的手段还是公众教育，推动妇女保护、性别平等、互相尊重这些观念的进步。社会的关注、媒体的发声，通过对这个议题的探讨增加共识，也能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。再有就是法律保护，公检法层面有专门的对这类案件进行处理的规范意识。

换句话说，就是从教育、社会、媒体、制度、法律等多方面介入，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，让加害者承担自身的责任。

校对：赖晓妮， 运营：嘻嘻，排版：钟颖琳

读完点 个【在看】????

董晓莹：就这次事件来讲，我觉得学校要客观理智地去对女生进行教育，对舆论进行引导。 除了管理、惩罚，学校也有义务保护学生。对网络暴力，学校应该去发声和制止。

当法律在现实层面难以推进，需要舆论发挥作用的时候，就要好好把握平衡。现在的网络暴力问题相当严重，网络环境也需要一定的优化和教育，对此公权力可以进行引导。此外，社会组织层面也可以进行发声，但目前这些力量还比较薄弱。

据新浪科技报道，腾讯已解除川大地铁女生实习合同，进入离职流程。（图/微博）

新周刊：在涉事女子删除关于男士的视频后，网上仍在以各种方式传播，同时，该女子的信息也遭到了“人肉搜索”。发布、传播相关信息的网民，以及任其发酵的平台方，是否存在违法？

丁雅清：如果男士的相关视频，女生的姓名、肖像、班级、过往经历等个人隐私信息被公开传播，其实是可以进行维权的，比如要求平台删除相关内容、对侵权账号进行封号，或者通过诉讼让平台和侵权者停止侵害、消除影响、赔礼道歉。

其实维权成本现在也在逐渐降低，比如 通过互联网法院就可以提起诉讼。我非常希望这些维权知识能够普及到每一个上网的人那里。

董晓莹：涉事女子之前发布男士的视频是有侵权嫌疑的，但他们和解后女子已经删除了，后续的传播中仍转发该视频和相关截图，甚至 把男士的形象用作封面，让他成为被凝视的对象，其实也是有侵权嫌疑的，不过侵权的主体已经变了。这种情况双方可以向平台投诉举报。

通过法律和公共教育，

达成共识和共情

新周刊：根据事后报道，地铁上这位男士的照片是以前拍摄的，并非当时拍摄的。这似乎说明，男性在公共空间玩手机，当手机镜头对着女性时，可能会引发别人的不安，从而导致误会的产生。那么，如果要避免这种误会的产生，有什么办法吗？

董晓莹：最根本的解决方式通过教育，让所有人学会尊重别人的感受。比如想拍地铁，那你可以不拍人，也可以提前告知，有很多方式可以规避掉误会。

新周刊：一些网友提出，如果不严厉处罚该事件中的女子，那么男性在地铁上玩手机就可能被怀疑或诬陷在偷拍，甚至遭到网暴。也有人认为，地铁车厢是一个公共空间，玩手机时应该尽量避免被误会偷拍，拥挤的时候尽量让双手放在可见的地方。您如何看待这些观点？

丁雅清：如果他自己愿意，当然没有问题了，那是他的自由。但我们也要看到客观情况的存在，比如很挤的情况下可能手都抬不起来。如果个人愿意这样做，也有条件这样做，当然值得鼓励，也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新的风尚。

董晓莹：在玩手机的时候有意识地去规避让别人不舒服的事，难道不是应该的吗？我觉得这种讨论是一种进步的信号。

（图/《重启人生》）

新周刊：此前有人提出在地铁设置女性车厢来规避偷拍、性骚扰等事件，您如何看待类似方式？

董晓莹：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，但至少也表达出了对于女性权益的保护和对女性感受的重视。或许对于提高公众意识、引发社会讨论有一定的作用，但防治性骚扰效果就很一般了。

新周刊：这次事件发生的场合是地铁，可以看作现代化城市的标志，而双方分别是“女研究生”和“农民工大叔”，因此这里似乎存在一个微妙的阶层差异问题，即大叔的农民工身份在现代城市可能遭遇的各种隐形“偏见”。

丁雅清：这是有可能的。 如果是一个弱势的女性和一个强势的男性，这个事情很可能就在社会上隐形了，这也是我们要看到的一个问题。

（图/《就算敏感点也无妨》）

新周刊：此外，从代际问题来思考该事件，即在城市里，可能会有农民工和老年人不了解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则，或者对年轻人的观念和社交文化缺乏认识，从而引发误会。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对公共空间的使用规则提出了新要求，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减少这些矛盾和误会？

丁雅清：我觉得这不一定是年龄的问题。我发现关于公共场合的礼仪其实是没有共识的，加上信息茧房的存在，所以更需要在社会范围内去进行一些讨论。

回到这次的争议事件，我觉得 产生争议某种程度也是好事。就算当事人的交流过程中可能有些不愉快，其实也是一次信息的交换。

假设这个女生从头到尾就没有发声，或者没有和男士沟通，直接拍了一个照片或视频发到网上说对方偷拍，这个事就说不清楚了，误解也会越来越深，也不会形成后续的讨论。所以我觉得任何时候、任何形式的沟通和交流才是重要的。

董晓莹：公共空间提出了新要求，政府和相关部门有公共教育的责任。比如设置女性友好车厢这种举措虽然治标不治本，但是至少传达出了一种信号： 女性的安全、女性的感受是应该被尊重的。我认为类似的宣传、教育是必要的，可以提高很多人社会意识，减少偷拍、性骚扰事件，也避免误会的滋生。

（图/《就算敏感点也无妨》）

新周刊：从被偷拍和骚扰的受害者比例来看，女性仍占绝大多数。当女性在公共场合感到不安时，或许“反应过激”才是“正常反应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女性对侵权行为进行制止和反击时，要注意些什么？

丁雅清：很多女性之所以会那么激动，出现我们认为的一些过激反应，其实是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能得到帮助，不清楚还有一些途径能帮助她比较平和地维护自己的权利，在孤立无助的情绪下，容易出现这样的反应。

一方面，我们要理解一个男性如果被诬陷了，当然是很冤枉的；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可以试着更多地理解一下女性的处境，去做一些维权知识、取证手段的普及，也关注到女性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下的心理状态等等。其实就是双方互相理解的一个过程。

董晓莹：女性最重要的还是保护好自己，无论是怎么样保护自己。 去沟通也好，报警也好，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是第一位。女性能够勇敢发声，本身就很不容易了。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去寻求专业性的帮助，学会利用法律维权。如果要想利用网络去维权，也最好先咨询一下律师的意见，避免涉嫌诽谤，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合法权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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